《夏氏族谱》，也有夏氏宗亲客死南洋的记录。
海南华侨现有约300万人，散居在全世界5大洲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海南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移居海外的？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始于西汉的，有说唐代就开始了，方志则记载了宋代有海南人被掳海外的史实，但有名有姓、有据可考的移民，出现在明代末年。
研究海南的海外移民史，谱牒是不可替换的实证性文献。
琼人何时移居海外？
有此一说：汉武帝于公元前110年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和儋耳二郡，归交趾部(今属越南)管辖之后，大量汉人迁琼的同时，也有岛民开始向交趾迁移。这只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断，缺乏直接和明确的文字作为实据。在《海南移民史志》中，作者王俞春也持这一观点，但委婉地说是“两汉”，为最早迁琼者二次移民“预留”了准备的时间。
有人认为，海南人最早的出洋时间，当从唐代开始，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对世界全面开放，与各国交流活跃，周边国家多为“藩属国”。此说也很合理，只是也缺少实证性文字。
唐胄的正德《琼台志》则显示：海南人最早的海外移民出现在宋代，最先移居的国家是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其论据是，宋代乾道八年(1172年)，有占城人开船到海南岛来做生意，买马后，趁机掠走一批海南人和财物。这些被掳的海南人应该就是最早的琼侨，不过，他们姓甚名谁，不得而知。
与文昌铺前镇隔着东寨港相望的海口市演丰镇，历史上也是琼人出洋的始发地之一。
10年前，王俞春在写作《海南移民史志》时，通过实地寻访和查考方志、族谱资料，得知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年)，毗邻东寨港的琼山演海儒林村(今海口演丰林市村)渔民陈道裨，独驾小舟，漂洋过海，抵达越南芽庄，并在那里定居。这一重要历史信息就来自当地的《陈氏族谱》。
陈道裨是第一位有名有姓、主动移民海外的海南人，不同于宋代那批“被动”赴番者。受其冒险闯海精神的影响，此后的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演丰一带出洋蔚然成风。
王俞春认为，东寨港周边地区，包括文昌的铺前和海口的三江在内，明末不少人私自下南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1605年琼北大地震之后，当地生存环境恶劣，老百姓为了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二是明政府日渐腐朽，对海路的监控趋于松懈。
四次移民高潮
“宗祖次子大杰，生道光癸未(三年，1823年)三月二十九日巳时，客洋卒。”
“大英长子振荣，生道光乙酉(五年，1825年)十一月十八日卯时，往番卒。”
“学清次子坚真，生道光丁未(二十七年，1847年)十月十五日未时，往番。”
海南《文氏族谱》“潮港派”、“六合派”、“坡仔派”35世、36世中，有多人“去番”，此后音讯全无，因此海南的族谱里只有他们的“生时”，而没有“忌日”。
周伟民、唐玲玲对记者说，在海南的族谱中，相同年段的移民记录还有很多，这些材料告诉后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海南人，在五六十年代移民海外，构成海南第一个移民高潮。
“这些材料没有说明移民者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成批成批地移居海外，但有理由推测，这次移民高潮有其政治原因。”周伟民说，“那就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海禁逐步解除，容许向海外移民；同时，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海口作为通商口岸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谱牒里记载的移民高潮就不难理解了。”
在万宁《夏氏族谱》、文昌《吴氏族谱》和海口《陈氏族谱》中，周伟民、唐玲玲夫妇又发现了1880年以后大量移民海外的名单，于是联想到19世纪末，新马地区橡胶种植业蓬勃发展，加上马来半岛大量开采锡矿，对劳工的需求量极大，而当时中国社会外忧内患，民不聊生，海南岛的百姓，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构成了19世纪末海南向海外的第二次移民高潮。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海南谱牒里的移民又涌现了一个高潮，这应该与1927年开始的内战相关，而东南亚的橡胶业、锡矿业和英军扩建军港都需要大批劳工，促成了第三次的海南移民高潮。
30年代末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海南岛，这又构成了海南族谱里所记载的第四次海外移民高潮。
周伟民说：“限于当时修谱的环境和条件，海南的谱牒不可能像档案材料那样，精准地统计到具体的移民数字。但数字是抽象和冰冷的，而族谱的移民材料却是活生生的，有具体的内容，涉及人口、职业、婚姻、家庭等丰富的历史信息。因此可以说，研究海南的海外移民史，谱牒是不可替换的实证性文献。”
以东南亚为第二个移民出发点，几百年来，又有不少海南人陆续向澳洲、欧洲和美洲迁移，以至于有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南人”的说法。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海南人为什么如此钟意于移民？譬如，方志里就有琼山“民风尚徙”的记录。
都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子女。那么，有什么样的祖先，就有什么样的后代。
历史上，如果不是出于无奈，主动选择蹈海南下的一个个渡琼始祖，他们的身体里一定流淌着冒险的血液，而倘若这些基因和传统可以遗传的话，他们的后代岂能安于不好的现状，而不选择二次、三次移民？
丘濬，琼山人，祖上迁自福建。他是明代中叶的一位大学问家，也是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大官。他的一篇佳作《送林黄门使满剌加国序》，对东南亚有这样的“描述”——
“凡海外诸夷，岁各赉其所有，于兹焉贸易，种类怪诡，物产珍异……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无贫苦者。物产珍美，色色有之，罔有欠缺；且地无雨雪霜雹，惟夜霪浓露，以滋物生，浮屠氏之所谓极乐世界，似指是焉。”
“满剌加”即今天所称的马六甲，丘濬根据自己的听闻，把那里描绘成了人间天堂、极乐世界，并希望出使者林荣深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开阔眼界，拓展心胸，而他对东南亚各国的向往之情，也明显流露于字里行间。
作为文人的丘濬，尚且对外界的未知事物有此般好奇之心，恨不得亲赴番邦。
海南人敢于放眼看世界确是有传统的。在丘濬之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定安人王弘诲，对海外也心怀向往之情。他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文人士大夫推荐，推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甚至想向万历皇帝引荐，可惜未果，同时，王弘诲也极力将中国文化传向西方，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被”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从丘濬、王弘诲等海南先贤、移民后代的身上，看到了海南人对海洋的向往，以及海南传统移民心态积淀的集中表现。”周伟民解释道，“了解了这样的心态，也就不难理解历代海南人为何热衷于远渡重洋，冒险移民了。”公式
海南先人的婚恋观
“长大方知贤否，幼少莫定婚姻”
文\海南日报记者陈耿
“三从四德”这些封建年代的家庭伦理观，一向被视为糟粕。然而，海南家谱里的不少谱例、族规和家训，放在今天来看，依然有振聋发聩、劝人向善的作用，尤其是那些与婚恋相关的规条，体现了保护女性、男女平等的积极观念。
文昌铺前中台村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续修的《吴氏家谱》，就开宗明义地反对指腹为婚：“长大方知贤否，幼少莫定婚姻。”其理据是“大抵男欲得偶，女欲得托，若论目前，悔必在后。盖富贵盛衰，迭更不常，男女贤否，须年可见。若早定婚姻，事无变，固为甚善。或前贵而今贫，昔贵而今贱；或所定之婿，流荡不肖；或所定之女，狼戾不捡；或有恶病废疾；从其前约则事关宗祀，背其前约则有乖礼义。争讼由之兴矣。”
这部家谱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不但语言已经趋于白话，就是观念都那样新潮，而不是悉数保留古人的训诫。在嫁娶的原则上，还主张“揣己择人”，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妆奁之费毋勉强”，嫁女要考虑家里的财力，不可为了面子勉强购置；“媒妁之言难尽信”，做媒之人大多巧舌如簧，掩过饰非，媒人之言不可全信。
在彩礼问题上，《雲氏族谱》的“家劝”沿用了古人“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的说法，认为“若不论门楣而索重聘，计厚奁，扳权势，贪殊色，便乖家道”，不看家庭、人品而索要贵重的彩礼，依附权势，贪恋美色，都是有悖家道的。这对今天的“准丈母娘”逼迫“准女婿”，先买房再结婚的现实，何尝不是一记警钟？
在两性关系方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秦氏家谱》的“谱例”，严禁族中“不顾男女，内外前后，出入无忌杂串者，罔廉鲜耻”，否则要当作“兽行”载入族谱；要是“男女淫乱，干伦、犯纪、败常、乱俗者”，就要赶出家门。
此外，为了培养女孩的勤劳美德，自幼就有好名声，《秦氏家谱》还提倡：“族中女子，年登十五，不可任游他家，使偷闲成性，谨防秽德外闻，始见闺门有教法。”
吴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