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也讲一讲我们家族的故事。
我有一本家谱，不是合族一系的总谱，只是我们这一支的支谱，还是个复印本，我把他翻拍成电子照片存在电脑里，有空时常常翻看。另外，一位老兄还给我发过另一份他家的族谱，我也时常会看。这两本谱，正好分别是村里两系王氏的谱。有这两份谱，我才对家族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当然，家谱里对一些事情语焉不详，估计是修谱时，已经过去多年，前代的历史模糊不清，无法详述罢了。所以有些故事，我只能想象和猜测。
据家谱记载，元明之时，我们的始迁祖弟兄四人，名字分别叫做珍、珠、宝、玉，从山西大槐树出发，向西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弟兄四人分别在不同的村子安了家。其中珠爷在良石村，宝爷在黑池村。
后来，珠爷生了瑨、瑧和珪，瑨、瑧不知去向，唯有珪爷留在了良石村，成为了“十家”王氏的始祖。按照家族里一位长者的说法，与此同时，宝爷也生了四子，分别叫敬实、子实、彦实、诚实。其中敬实爷又生了七子，分别叫伯让、伯通、伯原、伯名、伯玲、伯巧和伯荣。伯荣即荣爷，他又迁到了良石村，成为了我们这一系王氏的始祖。
这样，良石村就有两系王氏，一系以珪爷始，一系以荣爷始。这两系而且还同出一源。从珪爷和荣爷开始，六百年来，良石村王氏饱经沧桑，蕃衍至今。这其中经历了多少离合与哀乐，作为后人，我们无法知道。只有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慢慢搜索，逐步还原其中的故事。当然，有些故事已经无法还原。
还是在元末之时，灾害频生，黄淮水患严重。加之政治腐败，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百姓流离，人口剧减。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又发生了“靖难之变”，战乱四年，中原几成无人之地。就在此时，由于山西处在北方，远离各方混战的中心。加之其东有太行、西有吕梁，所谓表里山河，风调雨顺、经济繁荣，遂成了百姓逃难的目的地。明朝建立后，山西人口规模独大。为尽快治疗各地的战争创伤，自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45年内，明朝先后从山西移民18次，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将山西土著和流民迁往全国各地。由于当时人口集散的中心在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所以从这里迁出的人们便牢牢记住了大槐树，这也正是后来的移民在回答自己籍贯时，都自称家在山西大槐树的原因。我曾经携家人去过大槐树，那里是我六百年前的家。
我们的先祖也应当是伴随着移民的洪流，从山西大槐树迁到了陕西。至于我家支谱上说荣爷“避乱入秦”，另一份谱上说珍、珠、宝、玉四兄弟“元季之乱”、“避兵西渡”的说法，不过是为了隐讳先祖的移民身份而已。明朝移民条律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所以，珍、珠、宝、玉四兄弟分别定居在了不同的村庄。我们的先祖宝爷定居于合阳黑池村，他的孙子荣爷又迁到良石村，从荣爷到我这一辈已经十八代了。荣爷生卒年无考，谱上仅有明初处士之记载。但谱上还记载，荣爷第三子鳌爷在“明宪宗时岁大饥，出粟万石”。明宪宗在位23年（1465～1487年），年号成化。从鳌爷的生活年代大致可以反推，荣爷确是明初之人。
从县志上看，有明一代，旱荒饥馑时常降临。仅以明宪宗一朝的情况为例，成化元年、四年、六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三年、十七年和十八年均有不同程度旱灾。更严重的是，成化二十年（1484年）九月，“陕西饥，人相食”。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陕西、山西、河南之境赤地千里，井邑空虚，尸骸枕籍，流亡日多”。“是年关中连岁天旱，百姓流亡殆尽，人相食，十亡八九”。二十二年（1486年），“关中七月不雨，西安大饥，斗米万钱，死亡载道”。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二十二日，“关中地裂声如雷，山多崩圯，屋舍坏，死者1900余人”。这就是先祖生活时代的真实历史记录。
此外，见诸史志的重大兵霾饥荒还有如下记载：
正统七年（1442年），“本县岁饥”。嘉靖六年（1527年），“大旱，次年又大旱，人相食”。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十二月十二日华县8级地震。日震20余次，波及本县，三四日不止，声似雷霆，房倒甚多”。崇祯七年（1634年），“旱饥，次年又旱饥，饿殍遍野”。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十六日，“李自成义军渠帅八大王率军由澄至郃，环城围攻17昼夜。后潼关清兵至，义军撤离”。崇祯十三年（1640年），“大饥，斗米银二两五钱，人相食，十亡八九”。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西安，威慑三秦。不久义军至郃，委熊连为知县”。
清兵入关后，战乱渐息。顺治、康熙两朝重视宗族稳定统治的作用，先后发布了顺治乡谱诏、规定六训、康熙圣谕十六条等诏谕。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经过近三百年发展，家族有了一定的规模，估计加之当时修谱之风兴盛，或者家族出来什么稍大的人物，总之到了那一年，我们家族首次创立族谱。从那时至今已达330多年。
乾隆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乾隆十三年六月，陈宏谋巡抚陕西，劝农凿井灌田，新开井二万六千八百余口，加旧开井共八万七千余口。凿井灌田，成效显著，百姓颂之为“陈公井”。乾隆十六年(1751年)，陈宏谋上奏朝廷，关中“虽有河道，岸高难引。惟凿井灌田，实为救旱良法”。他奖励凿井，无力开凿之地，官府借给稻谷作为工钱。
良石村井巷之井，是否为当时所凿，还待继续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井过去惟有我们这一支人（即荣爷系下鸾爷一支，又称三分之下小四分）可以取用，而井周围恰为我们一支人居住，估计乃由我们一支人所凿。再联系到这一支在乾隆年间以后，正好是第十世、十一世生活的时代。从谱上看，我们一支在这两代时人丁兴旺。在过去，人口发展是生产发展的基础，这符合凿井的条件。
经过康乾之世，到了嘉道两朝时，家族人口规模大增。谱上记载，“嘉庆、道光间续修族谱，每增新丁辄七八百，宗族繁盛媲美江州陈氏”，可见人口之盛。这一时期，是家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很多人从商从学，子孙蕃昌。仅以我们鸾爷一支来说，十二世大平为寿官、大监元；十三世孔章为例授登仕郎，俊秀为六品顶戴；十四世清怀、清言为京学监元，清翰、清昌为太学生，清第为儒学生员；十五世廷汲为例授明经进士，廷才为乡饮耆宾。同一时期，十二世大栋、大造、大化等葬于四川，十三世颜章妻四川人，生子五人皆居四川，十四世清慎居汉中府，清翰及其子廷武等皆娶妻汉中。在外者多以经商为生。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家族农学商并举，相得益彰。我的曾祖也曾在成都从商，至于具体在成都哪里？经营什么？我就无从知晓了。我曾在成都工作过一段时间，游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我当时就想，曾祖父一百多年前在成都时，是否能想到一百多年后，他有个曾孙会来到他曾经走过的地方，凭吊和怀念他？
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乱爆发，我们那里称为跑回回。同治回变，是一场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大规模动乱和战争，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10余年，尤以同治元年、六年、七年、八年残害合阳为甚。这场暴乱对西北地区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回乱造成汉族聚落及城镇十室九空，人口损失几半，千里赤地，一片残破景象。直到光绪年间，狼灾不绝，鼠害尤甚。曾经闻名天下的秦商就此一蹶不振，秦省精英阶层损失惨重。对这一段历史，支谱中也有反映。十二世大字辈人绝大多数失传的原因，似乎应与此有关。村东堡寨在回乱时亦曾重修，回回来时，临封生民皆避于此，防躲回祸。
光绪三年（1877年），岁大饥，人相食，饿死、逃亡者十之六七。是为清朝立国来合阳最严重的一次年馑。
再往后到1911年，辛亥起义。次年宣统退位，清朝覆亡。
民国时期，宗法观念还牢固不可破。民国八年（1919年），吾支十六世景勃公在和族人续修族谱后，又创修了我们这一支也就是鸾爷一支的支谱。这是我目前见到的荣爷一系的唯一一份谱。从这份支谱记载推测，当时荣爷一系人口共163户约830人，其中我们这一支共10户51人。全村人口当时估计有1100人左右。
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又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饥荒，过去老人称之为民国十八年年馑。合阳以东乡、东南乡为甚，斗麦5元（银元）。卖儿鬻女比比皆是，东南乡饿死者甚多。荒旱持续三年，死人无数，人相食。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霍乱病大发，蔓及各乡，全县共死亡2129人。老辈人称之为虎列拉，实际就是霍乱。我的祖母曾经回忆说，某某家一日之中，便抬出数具棺材，那种情形，真让人不堪回首。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群狼为患，白昼拦道伤人，入夜穿巷入户恣意为害，妇孺白昼不敢独行。群众称此年为“狼灾年”。
1948年3月26日县城解放，合阳县人民政府成立。11月底，合阳全境解放。
1950年到1952年，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实行土改，分田分房，名义上消灭了剥削，但对勤劳致富者则是个打击。相应的，坐吃山空和懒惰无能者却因此受惠。再往后以阶级成分论区分民众，贫下中农地位崇高，宗族自治的中国宗法社会宣告结束。1955年到1957年，实行农业合作化，耕读传家、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模式不复存在。 1960年到1962年，是三年灾害时期，农民俗称“低标准”时期。这一时期，百姓忍受饥饿，生活困苦，饿死人的事情不断出现。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多都有亲身经历。“低标准”之后，再未发生过饿死人的事情。
解放前后，由于战争工事、修建学校等各种需要，祠堂庙宇等文物建筑大量拆毁，宗族社会渐渐失去了有形的依托。这种情形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而达到顶峰，1966年冬，“红卫兵”大搞破“四旧”和所谓的“革命打、砸、抢”。凡古书、古字画、古物、古装、房屋脊兽等，均被视为“封、资、修”黑货而查抄、砸毁、焚烧。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灭绝。解放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各种运动一波接着一波，人民没有喘息的机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人人自危，并被迫接受高压管制。至此，宗族彻底失去了精神的依托。
1976年文革结束后，社会控制放松。八十年代商品经济渐热，全民经商风盛一时，金钱至上，道德沦落，本该觉醒的宗族意识在压抑几十年后仍未觉醒，并一直到现在。同时，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族人口规模逐渐固结甚至萎缩。独女户、双女户大量出现，为宗族意识的觉醒增加了障碍。只有实行男女平等，才能消除这种障碍。
世纪之交，城镇化加快，人口加速流动，宗族凝聚力持续下降，并面临更大的危机。
从解放前的最后一次续谱（大概在1944年到1949年之间的某一年）到现在，家族里再也未能续修过族谱。这是家族的悲哀和不幸。所幸的是，从民国八年（1919年）景勃公创修支谱至今94年，我们这一支已经从10家51人，发展到30余户百余人。全村人口也从约1100人发展到约1800人。
家族历史六百年，跌宕起伏，生生不息。有时悬于一线，使人唏嘘不已。有时子孙昌炽，又使人为之一振。家族的兴衰与国家社会的兴衰紧密联系，生存于怎样的社会，家族便有怎样的生存状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多少人、多少家族都灭绝了。能传续至今的，都是极其幸运的，都要感到万分的庆幸。
家族观念不是封建的概念，这其中包含着孝悌、报本、睦族、和邻、明理、务实、重学、守法等人文精神，这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不息的源泉，是独特的民族性的概念，家族思想完全可以在剔除封建迷信糟粕后弘扬光大。
人可能不会有意识的去想自己会怎样离开这个世界，但人人都应该认真的去想自己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从何而来？是从一代代人的蕃衍、一辈辈人的传承而来，从父母开始，一直追溯到遥不可追的祖先。没有祖先，何来自己？所以，每个人都应当有“报本返祖”、“孝悌明礼”的家族意识，并不断把这种意识祖祖辈辈传承下去。否则，我们就会愧对祖先，活着也就会大失其意义。
王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