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石喻氏源流考》商榷

喻刚伦 发布于 2018-04-04 09:49 访问次数 292

《砚石喻氏源流考》商榷

喻几凡

 

学才先生用一年多的时间跋涉华东多地,潜心研究多支喻姓旧谱,撰成《砚石喻氏源流考》,洋洋洒洒近两万字,其费心、费时、费力都堪钦佩。文中不仅对砚石喻氏源流进行了考证,还对浙江、安徽、江苏、湖南多支喻姓的源流作了考辨,提出了不少新见,也可贻人颇多启示,对促进喻姓族史研究,自然贡献良多。不过,在仔细拜读之余,觉得其中也不无可疑、可议、可商之处,故特抒浅见,以就教于学才先生,并供砚石喻氏参考。

一、考证基础似有所偏

学才先生该文既是应砚石喻氏之请而作,要考证的自然是该支喻姓的源流。砚石尚有旧谱存在,虽然略有残缺,但主体基本完整,所以相关考证当以其旧谱所载为基础,再以各种史籍和其他近支旧谱为参照,明其是非,纠其偶误,补其缺失。然而学才先生文中却几乎置砚石旧谱于不顾,而以安徽旌德仕川谱所载作为考辨的基础,似乎难免舍本逐末之嫌。尤其是上篇,虽然占了全文的三分之一,但基本上只是介绍仕川谱的记载,与砚石旧谱完全无关。其所述固然可以理解为对砚石喻氏始祖喻樗以前传承的考索,但砚石谱中原本就记有完整的源流,只是内容与仕川谱所载完全不同,如果所载本身可信,那么根本用不着再作考证;如果其所载不可信,则应说明其不可信的原因,再根据各种史籍和其它旧谱所载,纠误正讹。但学才先生文中对砚石谱中所载只字未提,更不用说辨析谁是谁非了。由此,似乎很难说这部分内容基础无偏而符合正题。

二、所持依据未必准确

仕川谱所载未必可信,至少不可尽信,我在多年前出版的《喻姓史话》中曾专门作了辨析。所谓喻良能序和其落籍始祖喻义以前世系问题多多,序言应是出于依托,之前世系则难免虚构,都不可信。学才先生认为可信,但并未详述理由,不仅不能让人释疑,而且还难免又启人所据不确之窦。

三、上篇待解问题较多

上篇所述不仅没有立足砚石喻氏旧谱,也没有着眼于砚石喻氏本身,而且在介绍仕川谱所载所谓喻良能序的内容时,对一些明显的问题也缺乏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1.文章在开始介绍“砚石喻氏之源”时,以安徽旌德仕川村《喻氏宗谱》中载有春秋时祭公谋父之子相如被赐姓为喻,并记有从喻相如至喻樗、喻良能的世系,从而断定“砚石喻氏的远祖是喻相如”。问题是祭公谋父之子的名字不见于史籍记载,其资料从何而来,其后裔传承资料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咸阳等历次劫难后,又是如何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自不能不让人怀疑。即使有古谱代代相传,两千多年的传承要做到脉络清晰,代代可考,即使帝王家也非易事,就连司马迁写的《史记》向称信史,有关周代的世系也缺后稷至不窋之间的十五世,鄱阳喻氏并非名门望族,历史上也少有达官显贵,又何以能超过喻姓其他各支,甚至超过绝大多数姓氏,而保存出从周代以来如此完整的资料?在资料真实性不无可疑的情况下,断定砚石喻氏出自喻相如,可信度是不是要打折扣?无庸置疑的是,除山东孔氏那样特殊的世家大族外,历时越久远,世系传承记载越完整详明的,越不可信。

2.文中从周穆王95岁给祭公相如赐姓封地算起,到仕川谱中所载南宋绍熙三年喻良能写序,总计2180年,认为“平均下来,每代人约为33年,大体合符常情”。且不说如果相如实有其人,且确有赐姓受封之事,其时间未必有这么晚,每代平均间距会更大,即使真如学才先生所推测,两千多年间六十多代的传承间距有33年既不符合常情,也不符合其他各个姓氏传承中普遍的代间距。短时间内代间距比较大有可能,因为代数不多,只要少数几代间距较大就会拉高代间距。长时内代间距过大则绝不可能,不仅要很多代间隔大才可能拉高代间距,而且经常出现老来得子的情况,必定影响遗传,导致一代不如一代,终至失传。

3.文中相信仕川谱序中所载相如被赐姓封地是因为“王嘉公能以德喻民,赐姓喻氏,食邑江夏。”但这恰恰就说明该序和仕川谱中所列世系依据的不是古谱资料。因为所谓“以德喻民”,其“喻”字义为教导,晓喻,用作这个意义的,至少在战国以前都作“谕”而不作“喻”,如果真有祭公相如在春秋时期因此而被赐姓,那么其所得之姓应该是“谕”而不是“喻”。同时,当时并无江夏之名,江夏置郡是汉高祖六年的事。即使可以用食邑之名最初不是用的江夏,是后人改易的来解释,但不仅封地之名没必要改,一般也不会改,而且对应的地方当时属楚不属周,且没有行政建制,到东周时期的周显王十九年,楚国才在这里设立沙羡县,周穆王怎么可能拿敌国连行政建制都没有的土地来封近臣?由此可见,这种说法根本不可信。

4.文中在说明“喻方定居江夏和喻琰迁蜀失踪”时,引用了序中所言:“及子方公世居焉。传四世孙曰广。当其时,国政衰弱,虽失其官,而子孙犹世居是郡焉。广生二子,曰琬,曰琰。琰迁西川。”并没有注意下文对喻琬儿子喻纲“仕西汉文帝朝”的记述。从西周前期的周穆王到汉文帝时,历时约八百年而只传了八代,怎么可能?如果真是喻良能“往访鄱阳之族,征其古谱录归,继接后支,以成实录”,他会如此标记代数?

5.文中根据仕川谱在记汉代人物时,称“喻琬的儿子喻纲‘有勇略,仕西汉文帝朝,封骠骑将军。’”事实上,骠骑将军为文帝之孙武帝始置,以霍去病为之,而且职务只是授而不是封,喻纲即使有其人,也不可能在文帝时就担任这个还没有的职务。

6.文中称喻甘“太初丁丑(公元前104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太史令司马迁、丞相公孙贺共荐荆州刺史,封江夏伯。”丞相职秩远在太中大夫、太史令之上,如果喻甘实有其人,且实有这么一段被荐经历,丞相公孙贺列名也应该在前,更不用说公孙卿只是齐国一个方士,虽因向汉武帝宣扬神仙故事而一度被封为太中大夫或中大夫,也无权推荐封疆大吏。

7.文中称汉顺帝时的喻尚忠得“尚书令陈蕃荐任太常礼院中书侍郎,四任尚书、仆射”,并称“太常礼院中书侍郎是汉朝位列九卿之首”。事实上,中书侍郎之名始于晋代,由汉代的中书令演变而来,并非汉顺帝时所有,更不是太常礼院的主官。而尚书仆射则是一个官名,为尚书令之副。

8.文中据仕川谱所载称喻仪于隋开皇戊午(公元598年)“官御史,寻为华州牧,再任侍中,三拜建康刺史,政声卓异。朝之大臣高孝基荐为工部侍郎”。如此人物,在《隋书》中应该有传,但实际上并无记载。

9.文中称唐僖宗时喻鉴官饶州刺史,次子喻溶随父“于鄱阳千秋乡家焉”,喻溶生德修,德修生二子,“长承勋,次承福。承福诏封浮梁令。承勋侍父,从李克用征黄巢有功,授招讨使,道经新安,喜其风景,遂于城东问政山下居焉。”说明如果实有其人其事,鄱阳也只是这一支的一个中转站,喻溶随父在此建家后,到他的孙子喻承勋就已经迁居到新安城东问政山,即后来的安徽歙县。如果喻良能真居住在新安而要修谱,他到鄱阳去访什么谱?其祖上只在那里住了几十年就离开了,哪来什么谱?如果是找当地喻姓的谱,又怎么肯定能和自己一支能建立上联系?

10.文中根据序中所言“是秋假日,考其先代源流,及往访鄱阳之族,征其古谱录归,继接后支,以成实录”,而称“喻良能曾担任过鄱阳县令,致仕后为了修谱,还曾经回到当地访寻喻氏江夏旧谱,抄得其旧谱而归。”既然是寻江夏古谱,在了解到喻相如得到江夏封地后,“子孙犹世居是郡”的情况下,为什么去鄱阳而不去江夏?如果说他是从得到鄱阳古谱后才知道的,如上一条所辨,在鄱阳没有同宗的情况下,喻良能又怎么可能从鄱阳抄得他这一支的古谱而归?再者,所谓古谱古到什么时候,为什么不作说明?如果很古,那么后来的传承,尤其是与自己一支的衔接又怎么解决?

11.首迁新安的喻承勋是因为“从李克用征黄巢有功,授招讨使”后路过新安才定居其城东问政山下的,最早也不会早于黄巢败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885年,到所谓良能修谱的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历时307年,传承才十二三代,如果他是第一次修谱,那就是创修,为什么写的是重修序?如果是第二次修谱,为什么对第一次修谱全无说明?第一次修的谱中又有什么缺陷会促使他到没有同宗的鄱阳去访谱,而不去承勋之弟喻承福后人可能居住的浮梁或者喻溶之兄喻滔迁居的乐平大木街去查访?

12. 所谓喻良能写的谱序中明确说了其曾祖喻志高“少游学于睦之桐庐,美其风俗,遂居之。生二子,长汝砺,次汝砧。汝砺生一子曰樗,绍兴中为太学丞。汝砺,予之祖也,登宣和元年进士,初授礼部员外郎,终为秘阁学士。”也就是说,从其曾祖少时定居浙江桐庐开始,到他已传承四代,到他退休回到桐庐时,已经历时百年以上,自然早已是桐庐人,他怎么会自称新安人而不称桐庐人?即使这勉强可以用称的是祖籍来解释,但他修的应该是桐庐谱,怎么会成了仕川或堨田谱?如果是因为人数还少,无法独立修谱,而只是从祖籍地要来或抄来旧谱,补正后作为家谱,或者就是回祖籍地修谱,在序中他为什么全无说明?再者,多种史籍载喻汝砺为四川仁寿人,怎么又会成了居于桐庐的喻志高之子、喻樗之父、喻良能祖父?

13.喻良能为当时名为乌伤的浙江义乌人,有多种史籍记载,而且成为了当时的思想家、文学家、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所赞赏的“乌伤四君子”之一,现存陈亮和四君子之一的何恪诗文中多有记载,相互间还有诗歌唱和。交谊深厚的同时同乡所记,岂会有错?而且正因为他居于义乌香山,而名其文集为《香山集》,更明确了他的具体籍贯。如果他修谱,应该是修的义乌谱,怎么会成为新安甚至堨田谱?

14.义乌谱载良能之父名葆光,字如晦,号仁齐,而喻樗则为其堂侄,并非如仕川谱所称喻樗为良能之父。如果义乌谱所载不可信,那么《宋史·喻樗传》载喻樗“少慕伊洛之学,中建炎三年进士第,为人质直好议论”,曾被曾任宰相的赵赏鼎识,又曾因反对和议被贬,后来起复后还“以治绩闻”,如果他的两个儿子良能、良弼在“乌伤四君子”中占了二席,那么当时称誉良能兄弟的人,怎么会无一字提到,而赞其家教有方或者说良能兄弟秉承乃父家风?

15.即使喻良能并不是义乌人,而只是与弟良弼长期游学或客居义乌,与陈亮、何恪、陈炳有密切交游唱和,成为当地一时名士,而被陈亮列为“乌伤四君子”之一,其先世传承与义乌喻氏完全不同,义乌旧谱中所载都是后来依托,并不可信,那么他也是桐庐人而不是新安人。他的修谱是在新安旧谱的基础上创修桐庐谱,他为什么不将序言题为《桐庐喻氏创修族谱序》?

16.上篇的最后根据仕川谱所载所谓喻良能序落款“大宋绍熙三年岁次壬子秋九月吉赐进士第国子主簿裔孙新安喻良能叔奇谨书”,认定“这一段落款的价值在于它佐证了喻良能这一支从唐朝开始后期定居新安,即今安徽歙县问政山”,不是明显和序文中所称从其曾祖开始已迁桐庐矛盾吗?而且如果因为他这一支原来一直居住在新安,他修的就是新安谱,怎么会在落款中画蛇添足标上籍贯?要标明籍贯,只有在为他地他支写序的情况下,为什么从内容来看他是为自己一支修的?

除学才先生文中介绍所谓喻良能序时存在的以上问题外,事实上,旌德仕川谱中所载,还存在或能反映出另外一些问题:

1.谱序中虽未言及喻良能自己的儿子,但仕川谱中载他的儿子喻仁回迁鄱阳,喻义迁旌德仕川,喻礼迁歙县堨田,喻智迁绩溪兰川。既然从喻良能的曾祖志高开始,居桐庐已经百多年,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纷纷离开而无一留居桐庐?除最小的儿子早逝无传外,其他四个儿子为什么会分迁两省四地?

2.如果喻良能确有修谱之事,无论其所修是歙县谱还是桐庐谱,他的儿子虽然分支,但其后各支谱中所载先世内容应该是一致的,虽然现在歙县已无传人,绩溪已无旧谱,为什么从这些地方迁居浙江的各支旧谱所载往往完全不同?

3.从谱中所载来看,仕川喻氏自宋代所谓喻良能的这次修谱后,到明代万历年间才重修,中间隔了五百多年,这期间二十代左右的传承情况又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即使族中有一些传说,又怎么能做到历时五百年而代代清晰可考?如果这五百年间的传承有不实,又怎么能排除之前两千多年里的传承没问题?

4.所谓喻良能谱序和仕川谱中所载世系还偶有不同,虽然可能是一个记名一个记字导致的差异,但也说明在依托喻良能写序时有失于对照的情况。如果真是喻良能本人所为,他从鄱阳旧谱中得来资料编成了世系,怎么又会在写序时又出现歧互?

5.《绩溪县志》载绩溪喻氏是由喻智在明朝中期从鄱阳迁去的,其资料来源必定是已不存在的兰川喻氏谱。如果喻智和喻仁、喻义、喻礼是兄弟,怎么会迁居时间和原籍完全不同?事实上,仕川谱中所谓喻仁返回鄱阳原籍,是他仍然留居在鄱阳,而仕川始祖喻义则是和其弟喻礼、喻智一同于明代中期从鄱阳迁出的。这也正是后来仕川修谱时要回鄱阳访求旧谱的原因。只是这个回访者并非宋代的喻良能,而是明朝万历年间首次修仕川谱的人,所谓喻良能序和从周代以来的世系,也就是这时编成的。即使世系不是这个时候的依托,也是依据的鄱阳谱中原有的编造,同时又失于序与正文的对照。乾隆二十年富春喻氏和堨田礼公、兰川智公之后一同续修族谱而未和仕川喻义之后合修,就不排除不认同其先世追溯的可能。

由以上诸端可见,仕川谱中所载所谓喻良能序问题层出,矛盾重重,根本就不可信。明代喻义即其落籍始祖,明朝万历年间的修谱,实际上就是其第一次修谱,喻义以前的世系即使有从已不存在的鄱阳喻氏旧谱中得到的一些资料,主要也是这个时候增补的,并不真实。以它为基础来考证任何一支的源流,都会导致以假乱真。

四、中篇内容存在矛盾

中篇虽然间接回到了主题,但不仅本身内容存在一些不协调,与上篇也存在明显矛盾。

1.中篇一开始就明确说明:“经过一年来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我确信这篇序言是迄今为止天壤间喻氏家族保存最完整的宋前世系梗概。”但随即在梳理喻启元后裔源流时,却根据“浙江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观音坎喻氏宗谱上所载喻家旧图记”,认定:“浙江喻氏先祖在迁居桐庐和义乌等地之前,最先卜居地为临安洞霄宫,地名喻宅”,“洞霄宫阶段应该是喻启元主事。喻汝成、喻汝砺、喻汝美三兄弟当时都属成人”,“很可能是老大喻汝成是喻启元长房妻子所生,其子喻梓迁往绍兴王城,为会稽之始迁祖。后面的汝砺和汝美是次妻所生。故这一房的谱书不记老大一房。而二房的两兄弟刚好一个迁居桐庐砚石(喻汝砺的儿子喻樗),为砚石一世祖。一个迁到萧山(喻汝美的孙子喻良臣)。如此一来,喻启元的三个儿子就都各有去处”。然而这样一来,喻良能的曾祖在上一篇中名喻志高,直接迁到了桐庐,而到这里却变成了喻启元,“最先卜居地为临安洞霄宫”;喻良能的上一代,上一篇中是汝砺、汝砧两兄弟,这里却是汝成、汝砺、汝美三兄弟。同一个人有两个名字,固然可以用一个记的是名一个记的是字解释,但同一个人为什么会迁在两个地方,而且儿子不同,儿孙的居住地也矛盾?

2.如果富阳新登观音坎谱可信,那么喻良能的曾祖一代居住在临安而不在桐庐,到其父喻樗才迁到了桐庐砚石,那他为什么在序言中写曾祖居桐庐?既然他是落籍桐庐砚石的第二代,且不说还可能回原籍,尚无修谱必要,即使要修谱,也只会回原籍去要来或抄来旧谱加以订正,而成为迁居后的创修谱,为什么会成为仕川或新安谱?

3.文中在介绍桐庐砚石喻氏与义乌香山喻氏的关系时,据观音磡《喻氏宗谱》所载,列香山喻氏的世系简图为:“喻启元→喻汝砺→喻樗→喻良倚(长子);喻良能(次子)。”并没有说明可不可信,更没有说明香山旧谱是怎么记载的,是对是错。上篇说喻良能曾祖喻志高游学而居桐庐,他因之而是桐庐人,但在所谓他写的谱序中自称新安人,而这里又成了义乌香山人,一个人三个籍贯,究竟哪个是对的?

4.文中又据义乌北苑街道王高畈《喻氏宗谱》中所载喻良能为其母黄净德所撰《先母太安人黄氏行状》以及王高畈谱的仕宦表,综合整理了这一支从喻洁到喻良能子侄辈的世系简图,并称喻浩为仕川谱所载喻良能序中空白的第六十世,“说明喻良能并不知道自己这个六十世的先祖”。事实上,序中虽然没有列出,但谱中列出了六十世,名喻云龙而并不是喻浩。他写的是重修序,也就说明当时有先修的旧谱存在,对隔他很近的六世祖必有记载,至少会有传说,他怎么会不知道?如果他真连自己的六世祖都不知道,又怎么能肯定前面一千多年的传承没有接错?

5.文中根据砚石谱认定:“喻樗共有砚石房妻子两位:她们是:袁氏、赵氏。今之砚石村宗支当属这两位妻子所生的喻熬(良佐)、喻樵(良弼)两支繁衍而成。”也就是认为砚石谱记载的是对的,那么,喻樗之前的世系砚石谱也有完整记载,与仕川谱的记载完全不同,对还是不对?或者哪些对哪些不对?

6.文中称喻樗除有砚石房妻儿外,“还有玉山的妻子李氏(右丞相李纲之女),该宗支系喻樗和李夫人所生三个儿子即喻焕,喻炤,喻熁所繁衍而成;另外就是义乌宗支,该宗支由喻樗和黄夫人所生的五个儿子,即喻良倚、喻良能等五兄弟繁衍而成”。古代允许一夫多妻,一个人有几房妻儿原不足怪,但一般居住在附近地区,只有在外任职谋生的,才可能分居在原籍和任职谋生地,喻樗怎么会在两省三县有四房?再者,砚石房既有儿子喻樵名良弼或字良弼,怎么义乌房又有一个良弼?另外,既然上一篇已经认定喻良能是新安人,怎么这里又认定是义乌人?

7.既然承认喻樗后裔有义乌宗支存在,但义乌谱载喻樗及良能五兄弟之事及其先后传承源流很清晰,又与所谓喻良能谱序及仕川谱所载世系完全不同,如果义乌谱并不可信,是不是需要作出必要的辨析?

8.文中在介绍桐庐砚石与严州城喻氏的关系时,称“关山喻的始迁祖是喻樗的曾孙喻桓,也就是喻良能的孙子”。那么他的籍贯据仕川谱是新安,据观音坎谱是桐庐,据香山谱是义乌,而严州《关山喻氏族谱》却记载“喻桓字佐周,号霄灏,行亨一,南昌府南昌县籍,仕严州知府。秉志清洁,牧民慈惠。”他因为在任上交得好友魏新之,魏新之以女妻喻桓的第二子,所以喻桓有终焉之志。无论喻良能的籍贯是新安、桐庐、义乌中的哪一个,也不管他的儿子是居住在这三地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地方,或者是如仕川谱中所载分居鄱阳、旌德、歙县、绩溪,他的孙子怎么又会成了“南昌府南昌县籍”?

由以上纷纭可见,关于喻良能前后几代的情况,各相关之地旧谱中的记载多有不同,而学才先生的认定也时此时彼,并没有辩明是非,归于统一。

五、下篇似有偏信误信之嫌

在下篇中学才先生的总观点是“喻樗不是喻药公的后裔”,“《宋史》错了”。在具体论述中,一是提出了“四百年间两喻药”,二是提出后一个“喻药的后裔现在散居在江西万载、湖南萍乡等地方”,三是喻良能谱序未提俞药,《砚石喻氏族谱》世系中没有提到喻药,“由此散发开去的剡北喻氏,骆坞喻氏,新登喻氏,义乌喻氏,自然都不见提及喻药”,“喻樗非喻药后”。这些看法都颇有新意,但如果细加推敲,是否成立似乎很难说。

1.关于四百年间两俞药的问题,我在多年前撰写《喻姓史话》时,看到湖南平江等地旧谱中的《俞药传》——即学才先生《源流考》中的《附药公旧传》时,也曾有过这种猜测。但不仅这篇原署为蔡西山即南宋著名理学家蔡元定作的传记,平江于光绪年间续修谱牒时即已认定为赝作,而且从传中内容来看,“晋高祖立,赠彦稠侍中,加药为南梁将军”之说,明显有解释平江一支郡称南梁的痕迹,封号不同于封地,只会用赞誉性或者职守类名词而不会用地名。而所谓“事详五代史第二十七卷”,指的是《新五代史》卷二十七,其中虽有药彦稠传,但并没有一字涉及俞本或俞药,更未记加他为南梁将军之事。同时,该支所载首次修谱者喻万迪修谱在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当时蔡元定正与朱熹论学,与喻万迪并无交集,而且无论是蔡元定还是喻万迪,都不会不知道《南史》中有俞药传,当时名人喻樗、喻良能是或可能是其传人,而不将两个俞药作出区分。更说不过去的是,平江喻氏从江西万载迁来,万载喻氏后来又分为藏溪、坑口、分宜梅树下等支,在明代万历年间曾分别修谱,同样记载了第一次修谱的情况,却都没有这一篇传,所以更可证平江在光绪年间修谱时将其判定为赝作是对的。正因为如此,我认定俞药只有一个,只是因为岁久年湮,传承不清,缺了前面若干代的世系,所以其后人要么不知是他之后,要么把他的生活时间搞错了。

2.文中“假定喻樗活了70岁,则喻樗生于1107年”,“距离梁武帝主政时间公元520年就有长达597年的时间。我们就从喻樗出生年往上推597年,历史时间点是隋文帝开皇十七年,自然与六朝时期的梁武帝搭不上边”。597年的间距是从梁武帝主政的“平均值”公元520年到喻樗出生时间推出来的,怎么反过来上推就成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是公元597年,但此597非彼597,从间距上说“与梁武帝搭不上边”自然不成立。

3.文中分别按25年一世、20年一世以喻樗出生时间上推,得出其十六世祖生活时间应该是唐中宗或唐德宗主政时代,“也与梁武帝搭不上”,《宋史》记载喻樗为俞药十六世孙“是绝对有问题的”。历时约六百年,传承只有十六代,平均间隔37年有多,确实令人怀疑。但《宋史》所记必定有所依据,甚至可能就是喻樗家族的旧谱或者某种可信的关于喻樗的传记材料,是俞药后人的事实是真实可信的,而只是代数搞错了,甚至“十六世孙”之“六”是“八”字在传抄、印刷时形似而误,那么597年传18代,平均代间距约33年;如果是“九”字之误,则平均代间距约31.5年;而如果“十六”是“二十六”在传抄、印刷中误脱“二”字,那么597年传26代,平均代间距约23年。这样一来,这个问题不就不是问题了吗?《宋史》内容芜杂,向来为史家诟病,但它主要是依据宋朝史馆已有的国史资料和官方档案编成的,在没有其它资料佐证的情况下,断定其所记内容错误,本身是不严谨的。

4.文中“从俞药到喻药”部分将《附药公旧传》中的“生唐昭宗天复二年壬戌”认定为公元892年,并且说“唐昭宗没有天福年号,只有景福年号。景福年号中也没有壬戌年,只有壬子年,即892年”。事实上,原文中是天复而不是天福,天复二年为公元902年,干支正是壬戌。

5.文中又称“按照小传给出的生卒时间,喻药应该享年七十岁。六十二岁的说法很可能是就晋高祖封他‘南梁将军’封号的时间。因为古人和今人一样,对于特殊荣誉都很看重的”,实际上,如果这个改名喻药的俞本确实存在,那么传中所记从他天复二年出生,到得封号两年后去世,正是62岁。

6.文中“从俞本到喻药”部分称“另据《江西新建石岗镇金塘村喻氏宗谱》卷首三《历代名人考》,喻约公名下是这样记载的:‘南梁药公初姓俞,为武帝左右将军,因赐姓喻焉。中和武帝时官户科给事。’显然,这条信息准确地告诉我们,喻药是梁唐晋汉周即晚唐五代时人,而不是那个喜欢佛教,几次出家同泰寺(今名鸡鸣寺)的萧衍(时人)。且喻药早年还曾做过户科给事。中和是唐僖宗之年号,公元881年7月至885年3月。此一记载和湖南平江长沙喻宅谱所附载的药公本传吻合。”事实上,学才先生在前面已经说明“后梁无武帝”,那么这个药公就不会是五代时人,而且中和为唐僖宗年号,唐僖宗无武帝之称,这个药公也就不可能在唐僖宗时做官。再者,给事中之设虽然始于秦朝,但户科给事中到明代才有,喻药不可能做过这个官,《历代名人考》所载是错的,与平江谱所附载的旧传也不合。

7.文中称“《宋史·喻樗传》关于喻樗乃俞药之后的说法之所以不靠谱,还因为喻樗的儿子喻良能致仕后修纂家谱所留下的老谱序中没有提及俞药其人。这进一步说明《宋史·喻樗传》的错误。”事实上,如前文所辨,错的不是《宋史》载俞药为喻樗之祖,只是代数有可疑,而真正的问题是喻良能根本没修过谱,题名他的谱序是后人依托的。

8.文中又因所谓喻良能谱序中没有提到俞药而称:“无论是梁武帝的六朝时期,还是后唐明宗所处的五代时期,作者提及了相应朝代的喻氏先祖。唯独没有提及影响那么大的南梁将军。这是不同寻常的”,“绍熙年间距离五代末年和宋朝初年二百年不到,时间不是太长。喻良能能把周秦汉唐直到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一路如数家珍地记录下来,断断乎不会唯独对不到二百年历史的那份荣光懵然不知。”且不说序是依托之作,谱中世系多不可信,俞药隔喻良能也不止二百年,即使序和世系都是可信的,不到二百年前也有一个俞药,学才先生在前面不是说到了喻良能并不知道他的六世祖是喻浩吗?也很有名的六代先祖尚且不知道,近二百年前的早于六世祖的先祖不知道不是很正常吗?而且从托名于他所记的世系来看,仕川喻氏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俞药后人,他们记的是自己一支的世系,其他喻氏都没有记进来,没记俞药怎么能成否定其存在的依据?

由以上几点就可以看出,学才先生在下篇中的论断并不能成立。

 

总而言之,学才先生这篇大作可谓瑜瑕并存,还颇多值得推敲斟酌之处。只是我的看法也未必都正确,权供学才先生和砚石喻氏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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